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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作为方法》: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白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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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1-04-26

《把自己作为方法》: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白昼

文/远子

《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飙 / 吴琦 /上海文艺出版社



对《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真正产生兴趣,是在看到一个朋友贴出她无法认同的项飙的观点之后,在那段话里,项飙将“文革”比作古希腊悲剧,并肯定它合理性的一面。而我现在反而对这种明显偏左的立场更有好感,尽管他们的结论并不能真正说服我,但我感到,偏左的人比偏右的人更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是从坏变得更坏,而不是从好变坏,而且他们还在坚持表达希望。我在黑暗中待得太久,太想看到光了。

然而,我没想到的是,项飙的观点竟是如此含混、封闭和保守,以至于读完全书后我不无惊讶地发现,我从未读过比这见解(insight)更少的谈话录。全球化、阶层流动、民族与民粹、80年代、非虚构写作、乡绅……这本谈论录看似涉及了很多议题,却几乎找不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观点,项飙经常以“不敢说”、“不好说”、“很难讲”等托词不断延迟回答,甚至消解吴琦的提问。把自己作为方法,遗憾的是,几乎没有结论。当然,这在项飙的精神世界里是可以自洽的,或者说是他一以贯之的信念。

他声称自己从小就有“反精英主义的情绪”。对于公众反“公知”的态度转向,他也认为可以理解,因为“公知”的表达总是大而不当,“我们不要轻易做忧国忧民的阐述,而是在描述中把权重加进去,把审判权交给读者”(P168)。与之相关的,虽然项飙经常提及左翼学者的观念,并几次表示自己受汪晖影响很大,但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谈一个“总体的立场性的左翼”,他感到没有到思想谱系里给自己定位的需要。“我的特长是很具体地进入,找一个接口,看它的矛盾。我尽量避免从立场出发看东西。”(P118)当然这种对立场和结论的谨慎态度主要与他所认定的人类学的方法有关。“通过无数细节一笔一笔叠出来,就像一幅巨大的壁画,不能把它浓缩为一个结论,如果浓缩为一个结论,就会觉得这个结论本身毫无意思。”(P272)借由自己的学术实践,项飙发现“更局限地、话剧式地切入,不太关注长期的历史性解释,反而会让矛盾剧烈化,可能有助于我的思考”。

看到这里,我不禁起疑,如果人类学的实质就在于细节描述与叠加,那它与自然主义小说或非虚构作品的区别体现在哪儿?如果人类学家的工作是整理人民的观点(“观点属于人民,把观点整理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P95]),那他自己的主体性又要如何体现?当然,尽管人类学的研究给我留下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印象,但我对这门学问缺乏整体了解,没有能力把矛头指向整个学科,我的批评主要针对《把自己作为方法》一书中项飙表现出的态度和方法。

以乡绅为例,如吴琦所言,乡绅是这次访谈的一个“贯穿性概念”,也很可能体现出项飙研究的特点。在我的想象中,如果要谈乡绅,至少应该展开讲讲:在小共同体普遍缺失、习惯法荡然无存的今日中国,乡绅的重新出现如何成为一种可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土壤表明今天的乡民仍然渴求乡绅的庇护?它与历史上的乡绅又有什么不同?令我诧异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核心概念,项飙几乎全程王顾左右。阅读时我一直在想,可能马上要出现一个乡绅的实例了,毕竟细节描绘是他最在乎的方法。而书的结尾处确实出现了项飙的舅舅这样一个例子,对谈中对他的描述却仅限于描述“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能讲,而且讲得很有趣,能把生活的质感和层次讲出来”[P283],而不涉及这个人在当地社区中的“关系”。如果说这样一个“本地通”的形象就是乡绅,那么依据我对北京大爷的了解,我敢说朝阳区最少有二十万个乡绅。

事实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人类学研究本身就是反乡绅的,乡绅也许会去外地考察,但他与土地有终身的依附关系。项飙的研究对象包括“浙江村”里的温州人、东北的移民、印度的技术工人,某地街头的年轻人,一个人总不至于声称自己要同时做温州人、东北人、印度人和某地人的乡绅。于是我读来读去,终于发现项飙对乡绅的向往,很可能只是一个不得不满世界游走却又渴望安定的学术游士所作的一场白日梦。项飙对此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一再强调“作为态度的乡绅是可能存在的”,“乡绅作为一种研究风格,是有可能的”,“不能把乡绅变成一个具体的社会群体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把乡绅作为一种方法”(P231—235)。也就是说,“乡绅式”在他这里主要指一种剥离了历史语境的学术研究思路。

由此我也发现了本书最大的吊诡之处:一本宣称要“回应当下年轻人精神困境”的书,谈到最后竟几乎全都着眼于学术研究。一开始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对,只是书名可能需要改为、“把自己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但当我读到项飙对共同体重建的讨论竟归结于一个学术性的“跨国的自洽的小世界”——项飙在此表现出高度的内卷化热情,令我不厚道地想到了戴维·洛奇笔下的那个把学术和旅游结合起来且不用自己掏钱的“小世界”——时,我又感到此书的标题或许应该定为“把自己作为毕业于海外知名大学并有机会进入世界各地人类学研究所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因为显然,国内绝大多数的研究生,不要说建立跨国的小世界,跨省都不太现实。

事实却是,这本书在广大青年读者那里激起了如潮的好评。他们赞扬项飙治学的严谨和为人的真诚,我相信这些赞扬发自真心,而正是这种真心让我意识到项飙可能带来的危险。公正地讲,相比于其他人文学科中强调归纳的整体意识,项飙所看重的人类学的实证精神的确是一种有效的修正。但他显然并不满足于此,这本书不是写给青年人类学家的信,而几乎是想要致同代与后代。在某种意义上,他想要用实证主义调查员来取代传统的启蒙知识分子。

那么,事情可能是这样发生的:人类学中只讲实然不讲应然的倾向,恰好迎合了年轻的读书人重描述轻批判、去政治化的心理需求。这种心理或许可以类比于沈从文的古代服饰研究,是一种精神麻醉法,而实证式研究的麻醉效果更好,因为它使一种被迫的要求变成主动的选择,从而营造出积极介入现实的假象。从这个意义上讲,项飙的主张正在为庸俗的实用主义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提供理论依据,是“大家都不容易”这一常见的消极论调的学术升华。

在我的偏见里,人文学科的精神在于以一种深刻的片面性切入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全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绝不是在小心的描述中尽力避免作出大胆的假设和结论。身处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尤其不能迷失在细节中,失去宏观的判断。不从立场出发看问题,反而永远看不清那些显然不在少数、只以立场出发看问题的人已经带来和即将带来更多的危害。有时恰恰需要先有结论才有行动,在行动中修正结论。在某些历史时刻,客观的描述在道德上反而是可疑的,区分正义与邪恶的明确结论当然伴随危险,但知识分子恰恰要勇于应对、仔细辨析这种困难,而不是把“审判权交给人民”。正如汤因比在谈到希特勒时指出,假如一个人像在写一份气象报告那样去描述希特勒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场面,他并没有真正做到公正,他已经在偏袒希特勒了,因为他已经在把邪恶当作仿佛是正常的和普通的东西了。

当然,和赞美项飙的读者一样,我不怀疑他的真诚。真诚首先意味着一种完整(integrity),只有完整的人才可能是和谐的(integrated)。项飙的身上确实有那种罕见的令人愉悦和心安的品质,这与他渴求的乡绅形象在形式上也是统一的。对此,他有精确的总结:“怎样形成一种意识,平衡自己的历史来源和自己现在的行动,这是真正的英雄。”(P75);“反思不一定要咬着牙。”(P105)我想正是他身上这种平静的力量俘获了年轻读者的心,因为大多数年轻人很难拥有这种平衡,他们的过去与现在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以至于不得不像切除阑尾一样切断自己的童年,以便完成从农村到城市,从边缘到中心的心理跳跃。那么,在何种层面上,我们的青年能以项飙的人生经验为方法,去修补那种痛苦的割裂状态呢?项飙说,“我出生成长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一个南方中小城市,这是命,一定要百分百拥抱它,嚼透它”(P88)。其他地方的年轻人也能这样拥抱和嚼透自己的命吗?

很遗憾,我发现不能。项飙童年生活在一个社区氛围正好代表了其后的“时代精神”的地方,也很幸运地在尚未抵达人生中途之前就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而他的人类学研究允许他抱持乡绅式可上可下的从容。如果他出生在新△疆,或没有考上北大,或学的是法学,都很难变得这样自信。从温州到北京再到牛津,项飙走的是一条很少有人能走的精英路,这证明了他个人的才能,但你很难从这一非典型的个体经验中提取一个普遍意义的走出困境的方法。也因为此,项飙提供的只是一个成功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我们的社会已经景观化到这样的地步,以致再也没有人能够脱离景观而生活,每一个阶层都有高于自身阶层的目标景观,活成目标景观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动力和精神安慰。不过,如果项飙只是制造了一个学术明星的目标景观,那还远远谈不上危险。

令人不安的是,在这种人生景观中,项飙的立场恰好在上下之间维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这使得他的许多判断都与国家机器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如:对“内循环”的呼应:“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即使大家都不搞全球化了,国内还是有很大的空间。”(P99) ;对青年人的规训:“今天的青年不要急于行动,更重要的是自己每天的生活方式、选择、取向。”(P128);从他对列宁等人相关言论完全正面的引述(“社△会主△义很多传统不能全丢掉”[P226]),也可看出他对“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认同。

尽管项飙在本书中并非没有流露出主动迎合的迹象(“学者应该有打太极拳的精神”,要顺势而为[P282]),但我不作动机推测,而更愿意相信这些判断源自他的生活经验和学术实践。也许正是他所秉持的“乡绅式”态度使他在国家与人民之间看到了一种有机的平衡,他看到了底层鲜活的生命力及其联结的可能性,看到了干部的宽容和制度的弹性,他甚至认为“在中国要独立也没有那么难……要在不造反不当官的情况下,做个普普通通的独立学者,是有可能的”(P270)。他看到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所以他可以做到“尽量温和”,甚至表现出“淡淡的幽默感”(P235)。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看不到边缘与中心的高度紧张关系,看不到无处不在的高压气流,看不到愈演愈烈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造就的社会的散沙化与互害性,看不到前三十年强大的政治力量必然消解后三十年脆弱的经济建构。他想要避免从立场出发,却在大方向判断上无一例外地落入了国家主义的立场(作出这些判断时,他又完全抛弃了他的实证主义精神),他的研究也因此成为对中国模式的肯定,成为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政治主体在他的叙事中看似缺失,实则是一个不可置疑的前提,一个超越性的象征。

这一发现也终于使我明白,对我而言,这本《把自己作为方法》确有方法论上的启示,那便是不要仓促地以立场来作推论,尤其不要温柔地走入那个白昼。是的,我想看到光,但不想要一个毒太阳。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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