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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愤青》:愤青的自我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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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9-05

《致愤青》:愤青的自我修养

文/云也退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华夏出版社


转自《经济观察报》,云也退先生的书评
我很尊敬《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不是因为他们画了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的那些漫画。前些天,在得知这份杂志订户猛增,全球销量数百万份时,正巧看到一幅漫画:云端立着男男女女五个人,下边的大地上,每个人拿着一份画报。五个人都很惊讶,语言气球里用法文写着:“实在受不了这些傻瓜的崇拜。”这漫画应该出自幸存画家之手,因为,思路与死去的那些人如出一辙,一种彻底的怀疑、不妥协与不合作,如假包换的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cynicism(意为 “讥笑,讥讽的言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哲学,犬儒主义”,youngcynic有时译为“愤青”)一度我不喜欢这个词,它意味着冷漠,嘲讽一切,不信世上有美好的感情。在接触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类公知的作品后,我的看法有了改观。在西方,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如过江之鲫,一点不稀罕,到四五十岁仍能保持昨日愤激的,方始有几分沙底之金的光芒。

希钦斯死得有些早,2011年去世时,不过62岁。在2001年出版的《致愤青》(LetterstoayoungCon-trarian,目前有上海人民书版社2005年和华夏出版社2015年两个译本)一书中,希钦斯给一位“愤青”写了十八封信,最后一封信的最末一段话里,他说,我们年轻时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最大限度地把不耐烦和怀疑态度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把痛恨不公正、不理性和自我批评、自我反讽结合起来”,诚可称为“愤青的自我修养”。愤世嫉俗者首先必须不耐烦,特别要对众口一词的意见表达怀疑,即便这众口一词看起来很正确,即便它是出于义愤和正义感。

十八封信模仿的是里尔克的名作《给青年诗人的十八封信》,不过,希钦斯的这位愤青是虚拟的,可以看作年轻时的他,这就是一种反省。“我本人”,他写道,“支持崇尚智慧的激进派,因此,我特别崇敬奥斯卡·王尔德……但我必须承认,这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明显的悖论,甚至会让王尔德本人也感觉棘手。”这里的悖论就是所有的反叛者,反而最渴望让世界保持原状,因为“归根结底,世界长存,体制长久,才能保持反叛者拥有持久的‘反叛’能力。”许多人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即使在年龄增长,愤嫉之情默默减退、消失后,也不置一词。

做愤青有门槛,越是深入到此种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思考里面,就越有缺氧和力竭之感。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放弃,或认为这样做是对自己的诚实。他们成了“犬儒”。“犬儒”明白愤怒无用,反叛者无法贯彻到底,不如提早另择他途;不甘心者,如希钦斯,则继续攀爬险途。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且看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怎么说:“希钦斯这个人,想要反对他,不管从思想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是没用的。”

为了保持青春活力,他选择以有限投入无限,无限阅读、无限了解,思考一切并无穷地反对。在英语世界,人们誉他为乔治·奥威尔之后最犀利的散文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反对家”,为此树敌无数。但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里尔克在他的十八封信里,扎扎实实地提出了一些关于写诗的建议,然而《致愤青》的主题却只有希钦斯自己,他的见闻、他的思考、他的省悟。当他每每要凌驾于读者之上教导些什么时,他就话锋一转,“我甚至不应该试图说教”,然后你就晓得,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你开始对他的摆老资格产生反感,他就来句拿手的俏皮话:“我得假装我是一切形式的谦虚——包括虚伪——的门外汉。”

把愤青的悖论坦陈给读者,表明了一种胸有成竹。希钦斯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反对,而反对则必遭人恨。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早是骂人的。19世纪末,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国内的右翼反犹势力迫害,被诬叛卖国家,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坚持认为他有罪的人,把替他辩护的人称为“intellectual”(意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有极高智力的人;凭理智而非感情办事的人”),其中的贬义,指那群人不顾大局,捧着一些自以为是的教条,顽固地跟国家利益对着干。

这么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勇敢的。事实也不尽然。伽利略就没有勇气,宗教法庭迫害他,他就屈服了,没有再坚持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伽利略不勇敢,不妨碍他的伟大;希钦斯用了一个说法:“必须有人为了他而展现出勇气”,让人立马想到了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关系。勇气也不必一定与正义相伴,有勇气的正义感往往会导致霸道,强求一致。希钦斯又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对抗意识,你的意见越是强烈,别人的抗拒感就会跟着增长。”这又是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条件反射般的抗拒者,故也以此自戒。

这是真正的“公知范儿”,如果公知不能体人之本性,进而教人独立思考,那么“公知”二字被污名化也无可喊冤。在西方知识分子标准里面,公知有独立见解,反对所有的体制性强权,且“从不担心自己从属于少数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公知永不推销某种特定立场,不管它是语焉不详的民主,还是臭名昭著的威权。我们大可拿着《致愤青》去衡量所见诸公,看他们究竟是在引导你独立,还是在耍语言技术、笼络和取悦你,以壮大自己的拥趸队伍,将来好开个淘宝店。

希钦斯生得算是晚的,但冷战及其后发生过政治大事的那些地方,如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朝鲜、智利、波斯尼亚,他都涉足过,或者,至少给出了明确而严正的立场:反对非正义、反压迫、反伪善、反腐败。反!反!反!坦率地说,在讲述这类经历时,尤其是第十八封信,希钦斯很难掩炫耀的姿态,这又是身为公知,他必须直面的悖论之一。对此,他总是有言在先:以我自己为示范,授你以与众不同之术,总是件尴尬的事。他说,你可以反对我,一个合格的愤青,不必顾忌反对的对象是谁,我自己也要检省自己,只有在一些情况里,比如霍梅尼封禁《撒旦诗篇》、追杀拉什迪一事上,我的态度不会有任何动摇。

你也可以指责他过于精英、高姿态。事实上,希钦斯的公知生涯从来争议不断,敌人的数量远超过朋友,指责他精英主义的大有人在。可是,当看到他对精英主义的分析和指控,就会明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敢于说出来。“真正的精英主义分子”,他说,就是要愚弄大众的,而这场游戏的对局双方,并非完全不对等,因为大众的智商和野心也在增高,胃口也在变大。他的板子悄然落在两方的屁股上:“任何傻瓜都能嘲讽一个国王、一个主教或一个亿万富翁,”他写道,但是“国王、主教和亿万富翁,却往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以塑造群众的喜好和情感”。

尤令人赞赏的是希钦斯那颗由冷战锻打出来的头脑,也能对接上新的形势。希钦斯不无深刻地说道:有钱有势的人,设计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到公共头脑的海洋里遨游,“他们不会浪费他们的钱,仅仅用来满足你的好奇心”;他们操纵公共舆论,拿有利于自己的数据来把你逼成少数,但“你不必为此沮丧和困惑”,“除非你认为,一群拿了高薪却没有才华的伪科学家,是通过可靠的、可论证的手段,得出了这一结论。”要怀疑那些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偏爱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产品……考虑的是利于权势阶层,因而需要培育、鼓励、和灵活运用的事物。”

一只鸡蛋要立在桌面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磕破大头,另一种是持续转动,永不停歇。一般人,包括脱掉愤青外衣的“犬儒”,属于前者,彻底封闭自己的一部分官能,不再触碰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我不犯人、人也不犯我。而希钦斯是后者,一直摇摇晃晃地保持站姿,面向目力所及的所有目标。与他同为一流左派公知的,如桑塔格和萨义德,也都因为各种原则性问题同希钦斯不相待见。这对希钦斯,一个甘做愤青的知识分子而言,怕是“四海无人对夕阳”,正是求仁得仁。(转自《经济观察报》,云也退先生的书评)
我很尊敬《查理周刊》的漫画家们,不是因为他们画了给自己惹来杀身大祸的那些漫画。前些天,在得知这份杂志订户猛增,全球销量数百万份时,正巧看到一幅漫画:云端立着男男女女五个人,下边的大地上,每个人拿着一份画报。五个人都很惊讶,语言气球里用法文写着:“实在受不了这些傻瓜的崇拜。”这漫画应该出自幸存画家之手,因为,思路与死去的那些人如出一辙,一种彻底的怀疑、不妥协与不合作,如假包换的愤世嫉俗。

愤世嫉俗,cynicism(意为 “讥笑,讥讽的言词;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犬儒哲学,犬儒主义”,youngcynic有时译为“愤青”)一度我不喜欢这个词,它意味着冷漠,嘲讽一切,不信世上有美好的感情。在接触了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之类公知的作品后,我的看法有了改观。在西方,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如过江之鲫,一点不稀罕,到四五十岁仍能保持昨日愤激的,方始有几分沙底之金的光芒。

希钦斯死得有些早,2011年去世时,不过62岁。在2001年出版的《致愤青》(LetterstoayoungCon-trarian,目前有上海人民书版社2005年和华夏出版社2015年两个译本)一书中,希钦斯给一位“愤青”写了十八封信,最后一封信的最末一段话里,他说,我们年轻时应该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最大限度地把不耐烦和怀疑态度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把痛恨不公正、不理性和自我批评、自我反讽结合起来”,诚可称为“愤青的自我修养”。愤世嫉俗者首先必须不耐烦,特别要对众口一词的意见表达怀疑,即便这众口一词看起来很正确,即便它是出于义愤和正义感。

十八封信模仿的是里尔克的名作《给青年诗人的十八封信》,不过,希钦斯的这位愤青是虚拟的,可以看作年轻时的他,这就是一种反省。“我本人”,他写道,“支持崇尚智慧的激进派,因此,我特别崇敬奥斯卡·王尔德……但我必须承认,这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明显的悖论,甚至会让王尔德本人也感觉棘手。”这里的悖论就是所有的反叛者,反而最渴望让世界保持原状,因为“归根结底,世界长存,体制长久,才能保持反叛者拥有持久的‘反叛’能力。”许多人从未承认过这一点,即使在年龄增长,愤嫉之情默默减退、消失后,也不置一词。

做愤青有门槛,越是深入到此种情绪,以及随之而来的思考里面,就越有缺氧和力竭之感。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放弃,或认为这样做是对自己的诚实。他们成了“犬儒”。“犬儒”明白愤怒无用,反叛者无法贯彻到底,不如提早另择他途;不甘心者,如希钦斯,则继续攀爬险途。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且看他为数不多的好友之一,英国小说家马丁·艾米斯怎么说:“希钦斯这个人,想要反对他,不管从思想上还是从身体上,都是没用的。”

为了保持青春活力,他选择以有限投入无限,无限阅读、无限了解,思考一切并无穷地反对。在英语世界,人们誉他为乔治·奥威尔之后最犀利的散文家,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反对家”,为此树敌无数。但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里尔克在他的十八封信里,扎扎实实地提出了一些关于写诗的建议,然而《致愤青》的主题却只有希钦斯自己,他的见闻、他的思考、他的省悟。当他每每要凌驾于读者之上教导些什么时,他就话锋一转,“我甚至不应该试图说教”,然后你就晓得,他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当你开始对他的摆老资格产生反感,他就来句拿手的俏皮话:“我得假装我是一切形式的谦虚——包括虚伪——的门外汉。”

把愤青的悖论坦陈给读者,表明了一种胸有成竹。希钦斯说,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反对,而反对则必遭人恨。事实上,“知识分子”这个词,最早是骂人的。19世纪末,犹太裔法国军官德雷福斯,被国内的右翼反犹势力迫害,被诬叛卖国家,这件事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些坚持认为他有罪的人,把替他辩护的人称为“intellectual”(意为“知识分子;脑力劳动者;有极高智力的人;凭理智而非感情办事的人”),其中的贬义,指那群人不顾大局,捧着一些自以为是的教条,顽固地跟国家利益对着干。

这么说,知识分子必须是勇敢的。事实也不尽然。伽利略就没有勇气,宗教法庭迫害他,他就屈服了,没有再坚持说地球绕着太阳转。伽利略不勇敢,不妨碍他的伟大;希钦斯用了一个说法:“必须有人为了他而展现出勇气”,让人立马想到了赫胥黎和达尔文的关系。勇气也不必一定与正义相伴,有勇气的正义感往往会导致霸道,强求一致。希钦斯又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你要知道,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对抗意识,你的意见越是强烈,别人的抗拒感就会跟着增长。”这又是经验之谈,他自己就是条件反射般的抗拒者,故也以此自戒。

这是真正的“公知范儿”,如果公知不能体人之本性,进而教人独立思考,那么“公知”二字被污名化也无可喊冤。在西方知识分子标准里面,公知有独立见解,反对所有的体制性强权,且“从不担心自己从属于少数派”,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公知永不推销某种特定立场,不管它是语焉不详的民主,还是臭名昭著的威权。我们大可拿着《致愤青》去衡量所见诸公,看他们究竟是在引导你独立,还是在耍语言技术、笼络和取悦你,以壮大自己的拥趸队伍,将来好开个淘宝店。

希钦斯生得算是晚的,但冷战及其后发生过政治大事的那些地方,如捷克斯洛伐克、古巴、朝鲜、智利、波斯尼亚,他都涉足过,或者,至少给出了明确而严正的立场:反对非正义、反压迫、反伪善、反腐败。反!反!反!坦率地说,在讲述这类经历时,尤其是第十八封信,希钦斯很难掩炫耀的姿态,这又是身为公知,他必须直面的悖论之一。对此,他总是有言在先:以我自己为示范,授你以与众不同之术,总是件尴尬的事。他说,你可以反对我,一个合格的愤青,不必顾忌反对的对象是谁,我自己也要检省自己,只有在一些情况里,比如霍梅尼封禁《撒旦诗篇》、追杀拉什迪一事上,我的态度不会有任何动摇。

你也可以指责他过于精英、高姿态。事实上,希钦斯的公知生涯从来争议不断,敌人的数量远超过朋友,指责他精英主义的大有人在。可是,当看到他对精英主义的分析和指控,就会明白,他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敢于说出来。“真正的精英主义分子”,他说,就是要愚弄大众的,而这场游戏的对局双方,并非完全不对等,因为大众的智商和野心也在增高,胃口也在变大。他的板子悄然落在两方的屁股上:“任何傻瓜都能嘲讽一个国王、一个主教或一个亿万富翁,”他写道,但是“国王、主教和亿万富翁,却往往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以塑造群众的喜好和情感”。

尤令人赞赏的是希钦斯那颗由冷战锻打出来的头脑,也能对接上新的形势。希钦斯不无深刻地说道:有钱有势的人,设计了什么样的东西能到公共头脑的海洋里遨游,“他们不会浪费他们的钱,仅仅用来满足你的好奇心”;他们操纵公共舆论,拿有利于自己的数据来把你逼成少数,但“你不必为此沮丧和困惑”,“除非你认为,一群拿了高薪却没有才华的伪科学家,是通过可靠的、可论证的手段,得出了这一结论。”要怀疑那些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偏爱一种产品而非另一种产品……考虑的是利于权势阶层,因而需要培育、鼓励、和灵活运用的事物。”

一只鸡蛋要立在桌面上,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磕破大头,另一种是持续转动,永不停歇。一般人,包括脱掉愤青外衣的“犬儒”,属于前者,彻底封闭自己的一部分官能,不再触碰一些与己无关的事,我不犯人、人也不犯我。而希钦斯是后者,一直摇摇晃晃地保持站姿,面向目力所及的所有目标。与他同为一流左派公知的,如桑塔格和萨义德,也都因为各种原则性问题同希钦斯不相待见。这对希钦斯,一个甘做愤青的知识分子而言,怕是“四海无人对夕阳”,正是求仁得仁。

——本文转载自豆瓣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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